朱厚泽倡和解之道

                    前中宣部部长对话自由亚洲电台

     在西藏冲突受各界高度关注之际，民间 “中国和解智库”周三公布成功邀请了朱厚泽、李普、杜光和于浩成四位中共老干部担任顾问。本台当天采访了其中一位--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谈和解之道。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记者：我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丁小，听说中国和解智库邀请了您做顾问，想就中国政治和社会方面和解的问题，听听您的意见。    

朱厚泽：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很尖锐，不管是国内的民族关系、各阶层相互间的关系、各阶层和政府的关系现在都不断有许多矛盾嘛！这些矛盾的解决不能靠革命和造反，中国这个民族经不住那样的折腾了。我们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能够用和平、和解、渐进、改革，也叫改良的办法。逐步化解这些矛盾，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这个不只是我的想法，大家都是这个想法。你赞不赞成？   

    记者：赞成。 但是您认为这种方式操作上面有什么困难？或是有什么需要注意呢？   

朱厚泽：这只是一个思路，在这个总的思路选择下，要怎么做恐怕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所以要靠年轻人。我们都是过去的人了，没有参与当今的政治活动了。但是年轻人有这种想法我是赞成的，所以他们给我打电话，我说好啊！和解好嘛！比造反革命、推翻了重来好嘛！不要走那个路嘛！我已经离开这个政治活动多年了，都七十多快八十的人了，无非是表达这么个意思，我们赞成年轻同志寻求和解来解决当前的矛盾，具体设计问题没有谈过，我们也没法参与这个事，别的问题是年轻人的事了，包括你们，怎样来促进中国各方面的和解，你们多做点工作！   

记者：好的，尽量努力。   

朱厚泽：你要是赞成这个意见的话，大家共同做这个工作。用这个和解的办法解决问题。我们现在都是改良主义者，我们不是革命家，不是造反派了，知道么？   

记者：好的，谢谢您。   

    中国和解智库是去年由中国社科学院学者范亚峰、张博树、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滕彪、中山大学教授艾小明、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等各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发起的民间组织（注一），目的是通过宣扬和解、妥协、宽容等价值观降低中国朝野对民主政治的恐惧；也推动各族各派人士通过互动沟通减少矛盾造成的社会动荡，希望促成中国向民主宪政文明社会的和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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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上述报道中称“中国和解智库是……学者和专家发起的民间组织”，是违背中国和解智库成员王光泽2007年 9 月 28 日接受BBC电台采访时的公开说明的。BBC电台公开报道了王光泽的说明： “关于中国和解智库的定位，王光泽先生解释说，他们并不是一个组织，只是认同政治和解、用理性建设性的方式来促进中国政治和平转型的一些海内外知识分子的称呼。”

中国需要宽容的文化精神

2007-11-03  在北京创建中国新文化讨论会上的即席发言 录音整理稿

徐景安同志邀请我参加他和一些年轻人发起的建设新文化的讨论，我给他回信说明：我可不是一个系统研究文化问题的学者。无非是在自己青年生活和成年后的职业生涯中，遇到了文化和一些与文化有关的问题，引发过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罢了。算是一种人生的相遇吧。

我原来在地方工作，20年前才来到北京。我向一些朋友说过：我是搞体力劳动的。地方工作不是搞“体力劳动”是什么？“脑力劳动”是在北京嘛。大政方针，主要政策，重大措施……都是在北京定嘛，集中统一。地方你就在下面跑吧，叫做贯彻落实。不是“体力劳动”是什么？！当然也可以有一点“创造性”。但在那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不过枝节性、技术性的事罢了。

来北京，让我到中宣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关切我，让我“放开一点嘛”。

那半年，我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反复多年的争吵，……。这样，在我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不然，人们相互之间，或怒目相视，圆眼睁睛，或疑虑重重，坐卧不宁，或左顾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过？怎么能互相对话，切磋捉摸，相互理解，互相信赖，……，那就更不要去谈什么“社会的长治久安”了。

 到1986年，我开始讲了一点话。就像我们今天这种小座谈会样，即席发言，随便讲点，交换意见。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的朋友，讲一点；在天津约见几位作家，主要请他们谈，也讲一点。大概是3月8号，听说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全国理事会在万寿路开会，我约了文联、团中央和文化部的同志一起去看望他们，在中组部的餐厅里见面，他们让我说，我也讲了一点。后来见出版界、发行界，什么报纸的记者会，……也都讲一点。因为都是即席发言，个人随便讲，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我都不叫大报发表，连地方新华分社的内参稿我也扣下了没有让发。只有全国文联的文艺报和三联的《读书》登过两篇要点。

在各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时，参会同志们要，我们只作为参阅材料，而不是会议文件，把摘要纪录发给省市委的宣传部长们，继续征求意见嘛。

但是不久就听说有一位领导人在地方批评指责。那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工作，地方都有纪录上报。我们收到纪录看，又没有指责内容。而且我们还是几乎每周都见面的，也从没有向我说过。可是以后越传越多，越传越神，不知是怎么回事。

以后，文化部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约我去听座谈发言。高占祥同志让我讲点意见，我就联系文化厅局长们座谈中提的问题，正面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上半年讲过的对文化问题的那些意见。

当时我说：

今年（1986）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象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象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我着重的说：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钢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这些话说了以后，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许多人都清楚，我今天不说了。

从说这些话到现在，又是二十一年过去，我早已经年老离休了。

今天，年轻同志们又在这里开会，讨论创建中国新文化。

谢谢你们邀请我这个老头来参加讨论，并且要我发言。你们会前的网上讨论意见，我看了一些。今天又听了不少发言意见。你们再让我说，我说什么呢？

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我仍然感到：

我们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的当今时代，需要建设一种宽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说需要一种宽容的文化精神。

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越过曚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池 必 卿 漫 忆

池必卿同志是贵州摆脱“四清——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着手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干部新老交替之门，走向新的发展这一历史性转折时期，备受尊敬、信赖的贵州省委主要领导人。

当必卿同志即将迎来九十大寿的时候，类似我这样年龄和经历的贵州干部，内心分外惦记他。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情景，一幕幕在我心中萦回。

我第一次见到必卿同志，十分偶然。那是1978年底北京正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我随原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同志、书记夏页文同志，按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事前所作的安排，到花园村李的家里，当面向来京参加会议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汇报1964年贵阳四清的严重情况和受到错误打击的大批干部群众现时的困难处境，促请省委切实抓紧平反冤假错案。我是主要汇报人，情况说得很简短。在我当面“放炮”，批评当时省委对平反贵州四清中的冤假错案拖延、敷衍……时，省委第一书记开始脸色颇表不快，但随着汇报过程中李井泉的插话和他转述耀邦同志的意见后，很快就转而对我们这些“四清下台干部”说起些言不由衷的好话来。而和他一起来的高鼻梁、深眼窝的高个子老头，除中间插过一两句话外，只是平静地听着，并未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会后回到中组部东华门小招待所翠明庄，我整理纪录，这才找人打听，得知那位老头是新调任贵州省委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老资格的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

三中全会后的几年间，由于必卿的果断和贵州许多老领导同志坚持正义、热情推动，中央和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在贵州提速行动，文革、四清、反右倾、反右派以及贵州地下党和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大量得到纠正、昭雪平反。许多沉冤久远的老人得以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安度晚年；许多被赶出城市的家庭，得以重返家园，子女得以一视同仁，入学就业；许多被弃多年、长期被视为“异类”的知识分子和中青年干部得以重新起用。我就是这个时期，在平反、恢复党籍后，经省委重新任命参与贵阳市委领导工作的。

我与必卿直接的接触，开始于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贵州代表团到京，被安排在牛街住清真寺旁宾馆，我不习惯那个气味，弄得很恼火。传说是有人以为贵州省是“少数民族”，因而作了类似“伊斯兰”的安排。几个人在下边议论想提意见，据说必卿不让讲。我原来以为他是北方人，很习惯，谁知他根本吃不了牛羊肉，结果只能每天给他煮一碗北方汤面，或者加个鸡蛋。整个会期他就这么过的，我才体会到他的顾全大局和生活简朴。后来我上他家里，夫人徐若冰同志让我品尝她家的北方味，我只觉得从山西带来的腌小黄瓜，手指粗细，特别好吃，其他东西，都难与南方相比。

十二大结束，我直接回贵阳，向市委、市级机关、企业、学校作传达。参加市委讨论贯彻会议的各项工作安排。此后,就让我让我离开长期生活、工作的贵阳市，上省委去了。

好像事隔不久吧，刮起了一股清理精神污染的风，中央和各省委的党报上登载许多外省的主要领导人，纷纷发表拥护的谈话，活像文革中对“最高指示”表态的样子。我却没有看见必卿有什么谈话。后来经济报的记者还找我问，我说：中央说过，不搞污染嘛。接着就传来贵阳街头有公安局的人剪小青年的喇叭裤，……等等。必卿见我就问：有这个事吗？我说：我也听说了，给市公安局长直接打过电话，他们说市委书记夏页文同志已经批评了他们，马上检查改正了。必卿摇摇头说，可笑。接着谈起建寺庙、烧香拜佛之类的事情来。我说了陪客人上黔灵山，看到弘福寺里烟火缭绕。我说；穿着高开叉的旗袍，光着两条大腿，搽胭抹粉的，爬在地上又烧香又拜佛，也真不太像个样。必卿却把眼睛瞪着我说：少见多怪！后来省委让检查一下各地清污的情况，事情还真不少，什么随便定性批判文章、书籍、绘画等，都有，还是紧张了一阵子。经过反复划分政策界限，才没有重复过去习惯了的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老毛病。

我在必卿直接领导下参与贵州省委的领导工作，是1982年年末。当时农村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大体过去，必卿和他“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省委工作重点历来在农村，面对这么个新形势，抓什么，怎么抓呢？

我把中央的整体部署精神和我们从地市、县区农村调查中了解的情况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些想法，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向他汇报请教：在继续稳定包产到户责任制度，注重边远山区扶贫济困，保护农民耕种积极性的同时，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紧公路建设和场坝、城镇、城市的市场建设和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涉及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地区关系及其机构和运作方式等一整套调整和改革。这一来，城乡改革势必要结合起来，联动推进；干部的教育、选拔势必重新安排，相应转变……。而这一切都必须从贵州的省情出发。我深感对贵州省情的系统了解，深入研究太不够了。

我向必卿说：这个事情，可是太大了，下边的话已到口边，我想说“力不从心”。但他打断了我的话，没有让我说出来。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还想用过去“催种催收”那老一套来对付现在的城乡经济局面，行吗？！他赞赏地说：就按这个思路去搞。你不只是管农村，要代表省委把城市也一同抓起来，沟通城乡联系，调整国营工业商业，发挥大三线企业的作用，谋划全面改革和今后发展。还要抓党校，轮训和培养干部。注意大学和科研院所，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可以搞个小的班子，联系一批专家，共同来研究省情，制定近期改革方案，策划未来的长远发展。

我在省委那几年的工作，大体就是在上述思路下搞的。必卿对我的工作很放手，总是鼓励我和省委比较年轻的几位同志“大胆放手干，有问题我负责”。他还委托原省委何仁仲同志直接帮助参与和组织，吸收了一批省级各厅局、大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广泛搜集资料，编辑出版了贵州省情的专著，展开了贵州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出了城市改革的思路和要点，参与了大三线军工企业的调整，推动了与其它地区的经济协调与合作。

当时省政府先后主持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苏钢同志、张玉环同志、王朝文同志、周衍松同志、刘玉林同志……等，抓经济工作都很得力。大家在必卿领导下分工合作，使贵州在原来较低的经济基础上，那几年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84年春，冰雪严寒，耀邦同志从四川南部向贵州西北高寒山区进发，一定要亲自去看望贫困山民。贵州山区冬季，要么毛毛雨在公路上结冰，形成一层“桐油凌”，要么大雪封山，汽车没法行。必卿让我们年纪轻的留在贵阳，他自己亲到毕节去接耀邦。两人都年近七十，又都感冒生病，仍然坚持看望农民，找干部谈话。到贵阳后，耀邦又把西南几省领导人一起约来，分析情况，讨论工作，勾画西南开发的初步蓝图，促使四省五方经济协调会议形成。

我随必卿送耀邦到湘西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回贵阳，按耀邦指示和西南领导人会议讨论的意见，召开省委会议，调整工作布置，并让我召开电话会议，直接传达到县委的领导人。那种严格、认真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84年夏末，省委全会临近，而我们没有按时完成原定要起草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文件。必卿让我向全会作口头汇报。会后他不仅没有指责我，而且背着我的面向若干领导同志赞扬和推荐了我向全会所作的口头汇报。他说：党委的讨论，重在把思路、观点搞清楚。他对我在汇报中着重强调的：社会主义者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商品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在体制改革上要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等几个要点，都给以充分肯定。全会经过讨论，在当时的体制改革上大体形成共识，对此后贯彻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决定，从思路上作了先导性的酝酿，也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相当认同。

84年冬，在中央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决策启发下，我在聊天时向来西南调研的中办负责同志，谈起建立资源开发型内陆开发区的想法。中办的同志听后当即问我：这么大的事，你说得轻描淡写的。你向中央写了报告没有？他们认为：提出沿海开放后，向浅内陆地区作纵深部署，使沿海加工贸易与内陆资源开发联动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催促我赶快写报告。我用一千字、一页打印纸，把黔中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蕴藏和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战略设想，写成建议，送给必卿看。因为担心考虑不周，只想以个人署名上报，“仅供参考”罢了。不料必卿看后，认为很好，并由他亲自提请常委讨论，最后以省委署名，正式报告了中央。

那几年，原省委的徐健生同志、秦天真同志、吴实同志几位老领导人，从贵州的省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趋势中，确实是高瞻远瞩，早就注意到贵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族特色，不辞辛劳，深入大山深处，亲自发现景观、勘查景点，规划协调，督促实施，倡导发展旅游业。而我那时还只顾上“吃饭穿衣”，没有“回过神来”。健生同志严厉批评我：“织金洞，你去看过没有？还是你的老家呀！” 我向健生作了检讨，和省委几位同志一起，在健生的督促和亲自带领下第一次进洞察看。必卿得知此事，非常赞扬健生，赞扬天真和吴实，提醒我认真注意全局，并以他到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的亲身考察的经历，当面向耀邦推荐贵州的独特岩溶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争取中央机关对贵州旅游业开发的支持。

必卿和几位老同志深知贵州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破坏十分严重，而又是珠江源头和长江重要支流的生态屏障，开发必须小心谨慎。为了子孙的持续生存，要下大决心保护环境。我那几年抓紧时间自己跑宽阔水、洛龙和大小沙河、赤水习水林区以及几条江河上源等处查看，都得益于他们的经常提醒。草海的恢复和几个自然保护区就是在天真和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们的督促下实现的。

84年前后，全国粮食增产，有的销区省拒绝调入，与粮食主产区闹矛盾。我和政府几个同志都比较一致，坚持每年20多亿斤粮食调入不要减少，除用于发展传统名洒，更着重于用在退耕还林还草上，希望逐步把大面积毁林毁草开荒占用的大斜坡地退下来，恢复生态。

落后国家、落后地区，一旦从长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经济体制下松动开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经济增长的百分比看上去高一点，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实践一再地证明是如此。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每到这时，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还会弄出些“一刀切”的什么措施来。我对这种事，向来不大赞成，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对报纸记者公开谈起过：“哪个龙头漏水关哪个，不要遇到新问题就去关死总闸”。《世界经济导报》就曾经以此为题报导过我的谈话。正是在这个思路下，我在一次全省传达部署经济调整（实际是收缩）会议结束当天中午，立即通知把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留下，就“政治工作要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为内容，专门单独开了半天会。我讲了话。这事可能是有人告状到必卿那里，他找到我，直截了当地问：“刚刚开完散会，怎么又开会？”我如实地向他说明：经济调整就要贯彻下去了，我布置一下政治工作。我的想法是：全国性的调整措施，地方也无可奈何，但我们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许多宏观指标并未突破，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力争发展得好一点、快一点嘛。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对我的观点是完全理解的，但他一句赞同的话也没有说，而是叮嘱我：可要谨慎啊！

只是到了我离开贵州，进京工作多年，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风浪与波折以后，才了解到事物的复杂、艰险和微妙，理解他当时的关怀和良苦用心。……那可是一块“特殊专属领地”、危险雷区，外人碰撞进去，就会引发高能量爆炸，是可以让你粉身碎骨的。

必卿是老资格的省委和中央局书记，比我年长十几岁，但他有意把我推到贵州省委最前沿。中央一些会议在贵州召开，一些领导部门来贵州商谈工作，要听省委和他的意见，他经常让我出面。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大会，中央派伍修权同志等党的老领导人到遵义参加会议并讲话，还有大军区的老将军们出席，他却让我代表省委作大会报告。我们多年来习惯于论资排辈，“小的站惯了，不敢坐”。对于必卿这种作法，我那时的确颇感为难。那天在遵义，我注意到，伍修权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全文按北京会议的传真稿，一字不改地宣读的。我却冒冒失失地拿着自己到遵义后才紧张修改出来的报告稿，在大会上讲了一通。会议结束后仍有点忐忑不安，必卿却对我说：伍修权同志听完，向我点头，同意你的讲话。你不要那么紧张嘛。

1985年春夏，西南加广西，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第二次会议即将举行。这是耀邦亲自倡导，得到国务院一些部门支持，各省协商一致，“轮流坐庄”主持的松散的经济联合协作会晤。84年第一次会在贵阳举行，必卿作主席，第二年轮到重庆，中央部门，沿海城市，许多大企业都有人来参加。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同志一再致电省委，请必卿到会。伯康还打电话给我说：第一任的主席不来交待，我们怎么接手呀？我当时正在遵义乡下跑，只得多次向贵阳打电话，请必卿去一趟。后来他总算电话回复，告诉了火车车次和时间，让我从遵义上车与他同行。那天傍晚我按时上车，与必卿和夫人徐若冰同志会合。我们一起在车厢里聊了好一阵子，各自休息。车到重庆是清晨4时过一点，天还没有亮，重庆市长到车站接客人。我已整装好请必卿下车，他却笑着说：你就去吧，代表省委讲话作个交待嘛。我这才知道他的车票是直达成都的，他实际上是把我赶下了车。随着汽笛长鸣，他和夫人、秘书就随车向成都方向驶去。

我只得随重庆市长于汉卿同志驱车到宾馆，洗脸、早餐，没有休息就进入会场。伯康大笑着把我拉到台前，坐在他的身边，硬是强迫我在开幕式上首先代表第一任主席作了一个即席讲话。然后，他才开始主持第二次会议的各项议程。

必卿与我在重庆火车站一别，就成为必卿夫妇离开贵州，与贵州人的告别。

他在成都呆了一段，经重庆转武汉，就离贵州之任转赴北京休息去了。

我回到贵阳，原省委的老同志们纷纷问起：省委就让必卿这么走了？颇有责难之意。我当即让省委秘书长刘汉桢同志赶赴武汉，当面向必卿转达老同志们对他的问候，请他再留一留，回贵州再与大家叙一叙。从三中全会到1985年，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岁月啊！可是必卿毫无犹豫，就这么简仆得令人难以置信地离开了。

此后不久，我也调离贵州。必卿的离去，就成为我这个后来人的告别“模式”。

在北京，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必卿对贵州仍然是很关心的。翻阅存档，我手头还存有他到京后那几年，画得圈圈点点，还加有小字批注的关于贵州情况的参考资料。

这些年必卿生活是安详的。他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始终关注，也存在某种忧虑。

月前我到北京医院病房看望他，老人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压在胸前，久久地不曾松动。但是，已经不能开口说出明白的话语，……我们只能用眼神对话了。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与风波之后，我也年逾古稀。

回忆与必卿同志相识相处的岁月，我的心中怀着的是尊敬、惦念，是感激之情……。

在迎来老人九十高寿之际，祝愿老人平安，健康，生活在宁静之中！

                               遵《池必卿在贵州》一书编者嘱写于2006年春

19961120

                   忆   二   姨

    我是一个童年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三位姨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占有很重的位置。我是从她们那里得到母亲的爱的。

　　二姨是母亲姐妹中的长者。母亲去世时她与我们并不住在一个城市。但每年总要从成都给我和姐姐寄食品和衣物来。特别是寄来的成都皮鞋，对我是多么宝贵啊。那时的贵阳是一个阴雨连绵、遍地泥泞、冬春寒冷的城市，有一双皮鞋保暖，上学时脚不会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它使我在孩子中感到自豪。

　　大概是一九三八年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后不久，二姨回来了。她在破砖烂瓦、颓坦断壁的家乡，看望失去了母亲的姐姐和我，叮嘱我们好好学习。她在贵阳有过不长的仃留，然后留下小表姐琪姐在贵阳和我们一起上学，又匆匆跟随她少年时在贵阳达德学校的教师、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到云南蒙自草坝从事乡村教育去了。

　　可能是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黄老先生在云南蒙自开辟的乡村教育只办了不到两年，又领着他的学生们回到贵阳。二姨回母校达德小学担任校长。

　　这时的达德学校已因躲避空袭而迁移至南郊乡下摆郎庙，教室设在庙里东西两厢，教师学生分别住在附近农村的农民家里。二姨既菅教学、行政，又要照顾居住分散的学生的生活，从早到晚，忙得没完。但她还是惦记着我，把我接到身边，衣食住行、读书做人，全都菅了起来。不久，又把快要分娩的五姨连同小表妹姜敏、表弟自强一起接来摆郎随她同住，一起照顾。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特别是学校教职工的生活，都很清苦。二姨以她徽薄的薪金，养活这一大家人，是很不容易的。

　　在两个姨母的照管下，我们几个表姐妹，除了上课，与农民的孩子们一样，拾柴，生火，提水，洗菜…，什么都学着做，晚上再围着油灯做作业。我们家的邻居，是黄老先生的夫人和孙辈小芬、小苏、小同，两家互相邦助，孩子们一起上学，劳动，玩笑，唱延安传来的抗日歌曲。星期日有时进城，我们就学着大人一样，穿上农民打的草鞋，步行十几公里，直到小脚也打出水泡…。这是我的小学生活中最愉快、最难忘的时期。在两位姨母身边，我重新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和爱。

　　听说是由于一个担任国民党高官的原达德学校学生的忠告，黄老先生不得不先期离开贵阳，去了重庆。不久，一个突然的打击从天而降，把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打断了。

　　二姨的爱人、王定一伯伯突然被国民党逮捕。全家都沉浸在焦虑中。二姨肩负着学校和家庭双重的重担，在这突然的打击面前仍然坚强的站立着，没有倒下。她四处打听到王伯伯的下落后，带着我去探望。但我们从未见到过王伯伯本人，只是由狱里的人把东西收下，就让我们走了。当我再次又随二姨带着王伯伯喜欢吃的东西送去时，狱里的人却只是摆手说：不要再送来了，他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只见两行泪珠从二姨的脸上直流下来，没有一声哭泣。我完全不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紧紧拉着二姨的手说，问他们把王伯伯转到那里去了，我们好去找呀！二姨一句也不回答，泪水直淌湿我的小手，回转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王伯伯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被国民党暗中杀害了。

　　当时正是皖南事变后，整个后方一片白色恐怖。在达德学校又发生了国民党的军训教官检查琪姐的信件日记，威胁要抓人的事…。舅舅不得不把琪姐暂时躲藏到老外婆家原在乡下的地方去。为了二姨和琪姐的安全，只得让二姨和琪姐再次离乡背井，偷偷转至重庆，到“周公馆”那里寻求邦助去了。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二姨在一起生活。但她仍然挂念着姐姐、妹妹和我，写信，寄东西，寄钱帮助妹妹的孩子上学…与妈妈一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许多年里，我只能在因公出差时，顺道到上海、武汉、天津去看望二姨和表姐妹们。

　　直至四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五年，我们才在北京与二姨、五姨和表姐妹们重聚。我始终怀念在她爱抚下的童年时光，虽然这时我也经历了几度人生的狂风暴雨，已经年过半百了。

二姨的晚年生活，不是很愉快的…。

她对民族的前途，深怀忧虑…。

　　对二姨的病逝，我很悲痛。

　　愿她的灵魂得以从这充满忧伤的人世间超渡，得到安息。

19910124      大山之骨

　大   山   之   骨

                 接南国友人书，云：

        “遥望京毕，冰雪凌寒，念也何似！世俗缺钙，而贵州多山。

        钙，山之骨也，向为吾辈所珍……”

            固有此复。戏题为《大山之骨》

钙，世代所珍。至于其人，山村野夫也。出身边陲，远离京华。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之大潮将其卷入风暴旋涡。沉浮之间，身影偶现，时而入人眼目罢了。野气未消，钙性难移，但恐所剩无几矣。

君不见，遮天蔽日的蒙蒙雨雾，吸附着千年郁积的瘴气与近代生活的污烟，早已把那大山之骨溶蚀得满目创痍。山岩挺立的轮廓，在晚霞的余辉中朦朦胧胧，昏昏糊糊，迷迷茫茫，已经难以辨认了。它正消失在黑暗之中……

大山之骨，它还会从晨曦中，重新披上彩霞，再现它的身影吗？

是的，当那大山之骨从溶蚀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潜流中，从浩瀚的林莽深处、野草丛里，渗过泥沙与岩缝，历经艰辛和曲折、沉激、蒸腾、散发，扬弃了那乌烟和瘴气之后，它必将会重新凝结出来。

那洁白透明的钟乳，磷磷闪光的石花，巍峨的玉柱，雄奇的石林，神秘的溶洞……，那不是新生的大山之骨吗！那新生的大山之骨，必将比它的母亲——被溶蚀的朴实无华的野性山岩，千般壮丽，万般诱人……

对这一天，人们满怀希翼、信心和激情。但是，那只能存在于未来，我们难以触及的未来。它不会出现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呼 唤 阳 光 政 治    

纪念耀邦，呼唤阳光政治。

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政治”叫做“众人的事”。

众人的事，公诸于众，放到众人之中，交由众人议论，经过众人讨论，最终由众人决定。

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

众人的事，不能任凭宫帷深处，一言九鼎。哪怕它是圣主、明君。

众人的事，不能听信密室策划，阴谋权变。不论它是政客、精英。

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对立的。

阳光政治与权谋政治是不相容的。

耀邦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巨大的组织魄力平反冤假错案，以无比的热情支持农民的改革意愿，突破公社制度的桎梏，支持发展城乡商品市场经济，进而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对专制政治和权谋政治的勇猛冲击，是对专制政治权谋政治社会基础的翻犁与重构，是对阳光政治的鲜明招示与光辉实践。

耀邦的勇猛冲击，体现出革命家智慧、良心和胆识的高度统一。

耀邦是顶着政治天空中的阴霾，拨云雾，招晨曦，走上政治领导岗位的。

耀邦的出现，对于始终不忘革命初衷的老共产党人，是一个精神的安慰。

耀邦的出现，对于怀抱自身理想信念的善良的人们，也带来了某种幻觉。

耀邦是在政治天空阴云会聚中从政坛消失，是在风云翻滚中辞世的。

耀邦的消失，让绝望中刚刚复苏的灵魂重新扣上枷锁，精神窒息……。

耀邦的逝世，令千万人震惊，悲痛，愤怒，哀号，惊天地、泣鬼神……。

耀邦的悲剧，让沉溺于幻觉中的人们猛省，冷静，清醒，深思，追问……。

人们将走向何处？

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在阳光政治中，历经议论、纷争、对话、交流、讨论，人们定能取得共识，最终获至相互认同的回答。2005-10-14